二、预防型法治的背景分析风险社会、科技革命是中外学术界讨论预防问题时普遍诉诸的两大叙事，也是预防型法治在21世纪快速发展的驱动力。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第8条明确，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中的中共党员给予政务处分，一般应与党纪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就党内监督而言，则要把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等融合起来。
在行政法的现行有效96部法律中，有关涉外活动的法律包括《国境卫生检疫法》《海关法》《海警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出境入境管理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测绘法》以及环境法律规范中的涉外规定等，而在现行有效的83部经济法法律规范之中，具有规制涉外性质活动的法律则包括《对外贸易法》《外商投资法》和各类税法中的涉外规定(比较典型的如《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动物防疫法》《民用航空法》等)。2021年3月和2022年3月，全国人大分别修改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同时在宪法程序上还配套修改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议事规则》，这几部法律对涉及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以人民为中心开展相应工作做了明确规定，同时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相应义务做了规定，在契合国家机构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人大系统的展开作了全面部署，为政治治理民主的国家目标再添指针。⑧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目录第1-9页。宪法精神是宪法规定的辅佑，是看不见的宪法内容。而其序言第六段也是将安全作为与国家的独立相并列的概念提出。
相应立法内容还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强调。2021年通过的《监察法实施条例》，其第43条明确了履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虽未列入党政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党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等都属于《监察法》第15条第6项所称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从法制上回应了之前对非公务员的人大代表编外人员等各类党政机关履职的特殊主体的监察难题，将这种监察的全覆盖真正覆盖到了行使公权力的所有人员。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这种情况于是变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往往讲起来这些国内认同的东西别有一种看法，因为一旦对西方了解多一些，多年来致力以求的价值就会作为一个泡沫破灭。一统性是说一个政治体具有历代养成的同质性、整体性和稳定性。就好比说，人皆喜欢金子，可是自然界几乎没有什么现成存在的纯度很高的金块，它需要人们一点一点地萃取。三种个体，无论是利益化的个体、理性化的个体还是语言交往的个体，无一不是抽象化的、均质化的个体。
个体从子女变为成人，再由成人变为父母，重新回到家里，如此循环，生生不息，共同体长久地延续下去。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看重的生活意义，法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家的各种经验形态，而是要将其概念化，澄清现代以来因为缺失家的尺度而引发的自由与法之间的各种错位。
注释:[1]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6页。同理，面对所谓的自由社会，关键在于知道它内在到底按照怎样一个逻辑制造出来。[11]一个人年轻时候爱自由，儿时与老年则需要看护与照顾，在此意义上，个体自由只是截取人生之一段，而家则是人从出生到死亡之所，故家是人完整的尺度，而自由的个体对应的只是一生的一个阶段。[21]成年一词在中文语境里意涵不是很确定，法律上的成年年龄一般是指16到18岁，但是成年人往往又与青年人相对，较青年人更老，本文的使用遵循通例，区别成年与成年人，成年是指16～18岁，青年人是成年之后尚未成为成年人的阶段，而成年人在本文特指成家的青年人。
[8]如果一个规则具有这个或这些特征，众人就会决定性地把这些特征当作正面指示，确认此规则是该群体的规则。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0世纪以来的无数战争，使得自由社会本身的道德自足性受到重大质疑。颇具主流的观点认为，化解家的副作用可诉诸个体主义、个体自由。
因此，单纯依靠理性构建的国家或社会都不属于自由之家，由此建构出的政治体往往并不牢靠，缺乏伸缩拓展的能力。就此而言，现代法律之精神可以概括为如何从自然之家走向自由之家。
中国人常说人之常情，就是每个人都会把亲情和友情做一个分配，常情就是情感分配的常规[13]。壮年独立成家，而有否定之否定，亦为新的肯定，是为社会自由[18]之阶段。
自然之家包含伦理性，但终究是自然的，将自然之家未经扬弃直接作为法政实践的基础和依据，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弊病，史有明证。原因何在，若不尊重生生之法则，不论文明如何发达，一旦无法生生不息，便什么都没有了。[3]应然与实然的二分法源自休谟法则，后新康德主义将其作为基本的哲学命题，汉斯·凯尔森最早将其纳入到法律理论，认为法是一种应然。比如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病是积累养成的，而疾病爆发和身体康复都是养成之后达到的某种状态，这一点也是中医思维与西医思维之间重要的区别。原因无它，西方法政理论谈及的个体并非肉眼看到的经验个体，一旦把它理解成经验个体，越是在生活世界里大肆追求这种经验个体意义上的各种利益、欲望与行动自由，在法律秩序中确立个体权利与自由就越发成为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以此重观源自西方的个人主义，从莫须有的个体及其理性出发来思考问题，好像天下人都是一样的，人和人的感情也是一样的。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此外，法律是人的作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法律权威内在包含的交往理性构成了自由之家的第四个要素。最后一个问题，世上天天有死亡，为什么你不会总是悲伤。
[4]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小家首先是家，家价值（礼义）内涵其中成为每个家庭成为家的基础，但是小家以及达成的契约合意又是私性的，故法作为一种强制性规范变得非常必要。
法律是对生活意义的抉择与设定，它所保护者无他，不过是生活中人们普遍看重的意义而已。基于此，借助吸收了西方契约传统的家长合意，传统中国的《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之说就可以获得更准确的理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思想的现代扬弃。自由之家是大写的公共之家，是自由精神与伦理性的构成物。[29]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273页。
四、自由：在个体与家庭的辩证关联之间相比起国（家）与市民社会，家是更为基础性的事物。历来对大同与小康的理解异见纷呈，有人称大同为一种乌托邦，有人反对之，[31]但无争议的是，大同表达的是一种远古时期所曾达到过的一种理想状态，在当下已经不易实现，而小康则更具当下性和现实性。
[22]从小家到大家，大家就是朝廷，在小家与大家之间是三教九流，尽管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是，最具人生意义的还是学而优则仕。小康是小家的联合状态，是小家与小家之间的合意关系。
因此，在古代的小家与大家之间，缺乏一个具有足够人生意义的中间环节——市民社会。理性思想是一种世俗化的思想，理性自信的人效仿上帝自我构建生活世界，然而，在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因其只创造却不抚养，故无法形成任何伦理性，理性的自我立法便始终纠缠在法与伦理究竟是分离还是联结的问题之中。
既然如此，资本家的后代为什么可以合法的继承全部财产呢，他们继承的财产难道不是权力本身么？显然，权力世袭并没消失，不过是从政治权力的世袭隐蔽成经济权力的世袭。在这个关系里，作为消极自由的个体自由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若要完整地理解生命，系统地构建生命政治，消极自由还无法堪负重任，更为恰当和基础性的范式是社会自由。相比起人人生而自由的空洞性和理想性，每个人都从家而生才是现实而普遍的。通常人们提到家的时候往往理解为一种血缘关系、种族关系，这都是一种自然关系。
按照契约理论，每个政治体都是契约构建的，在契约生成的一霎那，政治体应运而生。[5]不是因为行为本身改变了，而是说在所有的行为背后都存在一个意义的问题，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理解。
历史上看，人可以没有国，没有市民社会，却不能没有家。法律不等于价值，法律是价值的制度化。
[30]理想合意表达的是一种可欲的生活，契约表达的是公共意志生成的方式。立法思维不同于革命思维之处，就在于要完整地规划人的生命的全部，这一点正是我国传统法政思想的高明之处，及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国人的生活。
